1979年4月10日，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，张明楼将小岗“单干”的消息向陈庭元作了汇报。“别的点子不想，为什么要分田到户呢？现在可没有这个政策啊！”陈庭元问严宏昌。“陈书记，我们队在一起干了近30年，生产从未搞好过。社员都说，如今上面的政策有点松了，我们分到户干，多收点粮食，也减少国家的麻烦。”严宏昌把陈庭元、张明楼带到地里，指着刚种下的花生说：“只要不受灾，今年花生产量能抵过去的5年。”
陈庭元仔细看了看地里的庄稼，把张明楼叫到一边说：“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看！”
“书记，那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？”张明楼回答。
“他们已经穷‘灰’掉了，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？最多是多收点粮食，解决吃饭问题。”
“上面知道要倒霉的。”
“他们已经分开过了，春庄稼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，并起来也不好打工分，就先让他们干着看看，上面不叫干再说，反正种的庄稼跑不到哪里去。”陈庭元说。
“你书记讲能干，他们就干吧。”张明楼同意了。
就这样，陈庭元采用“不制止、不宣传、不推广”的方法，将小岗的包干到户责任制保护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小岗村的大包干“幸存”了下来，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颗种子开始发芽。
万里把小岗推向全国
1979年，由于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，当时“包产到户”、“分田单干”被视为洪水猛兽，仍是中国农业的“禁区”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小岗成为众矢之的。
当年12月14日，张明楼对陈庭元说：“周围群众受小岗的影响，都要分到户，其他公社也讲我们小岗对他们那里影响太大，纷纷指责我们公社。我们的压力太大了，我已通知他们并起来。”陈庭元说：“我已讲过，小岗包干到户是县委批准的。”张明楼说：“我的书记哟，我知道你讲过这句话，但是将来你调走了，我倒霉到哪里去找你，说不定你也要倒霉。你要叫不并，县委下个文件给我。”
陈庭元明白，下文肯定小岗的大包干到户责任制，并非县一级党组织所能决定得了，必须向上级如实汇报，取得上级的支持。陈庭元派县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吴庭美前往小岗，写篇文章上报地委和省委。
1980年1月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到小岗视察，吸引他前来的就是吴庭美所写的那篇题为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——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“包干到户”的调查》报告。报告里写道：“群众说：‘千条计，万项策’，不如‘到户’一剂药。”
在小岗，万里挨家挨户察看农民收入情况。当他看到各家各户把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时，非常高兴。万里一行还在严宏昌家开起了座谈会。万里问群众：“你们讲讲，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最好。”群众齐声说：“包干到户最好。”“你们这样干，形势自然会大好。我就想这样干，就怕没人敢干。你们干了，我支持你们。”万里表示：“地委能批准你们干3年，我批准你们干5年。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，对集体多提留，社员生活能有改善，干一辈子也不能算‘开倒车’。谁要说你们‘开倒车’，这场官司由我跟他去打了。”
|
